受害人眼中的世界
從上述的情境中，展現在大眾眼前的歐森是個持槍、暴力、危險的人物。他在電話中的暴怒與被害人的尖叫讓我們無不認為在銀行裡的人質時時刻刻都暴露在危險當中。
這是在外界的我們所能獲得的微小、片面的訊息。
(團片取自網路，圖為被警方代補的歐森)
那麼在銀行內部呢?在這六天的監禁裡，綁匪與受害人們究竟發生了些什麼?
受害人之一的克莉斯汀‧恩馬克曾說，在被囚禁的這6天裡，歐森對他們一直都很好。在她感受到寒冷的時候，歐森遞給了她一件夾克。還在她做噩夢的時候耐心的安撫了她。並讓克莉斯汀取了自己槍枝裡的一枚子彈當做紀念。
另一名名為比爾吉特‧侖德布拉的人質因為擔心家中的兩名孩子，則被歐森允許給家裡打電話。當比爾吉特對電話打不通感到難過無助的時候，歐森不斷的鼓勵她再試著打看看，不要放棄。
而伊麗莎白‧奧爾侖格則是在歐森得知她有幽閉恐懼症的時候，被允許套著一根30英尺的繩子，走到外面的穹頂透氣。
最後做為唯一的男性人質，斯文‧賽夫斯特羅姆則表示，綁匪明明威嚇著警方要殺害人質，可是最後卻只打算開槍打傷斯文的腿部用以威脅警察。(而同為人質的克莉斯汀正在嘗試說服斯文讓歐森在其腿上開槍)
(團片取自網路，圖為被歐森與四名人質)
看到這些證詞的時候是不是感覺到有些不可思議？在這樣的證詞整合下，是不是會產生這樣的歐森本性其實沒那麼壞?的感受，他也許只是為了救朋友而做錯事情。
而這樣的情緒跟想法，正是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那為什麼犯罪人有如此大的反差呢?
在大部分的犯罪裡，在犯行的當下，犯人都是帶有高漲的情緒的。除了槍枝，罪犯必需要用憤怒、威壓等等的情緒去展現自己的可怕，藉以獲得場面的掌控權。
可當危機經過一段時間，挾持者的情緒將會回復較為正常的狀態。畢竟嗑藥也有藥效退的一天，何況是每分每秒的憤怒。
此時的挾持者就是平平無奇的一般人，這人也許是你經常買飯的麵店大叔(雖然他拿著槍)，或者是隔壁自怨自艾的孤單老人(雖然他隨時可以幹掉你)。
而挾持者與人質此時會產生如同一般人類般的互相對待關係。
但即使如此人質依舊知道，自己失去了對自身一切掌控權，自己必須學會用加害者的角度看世界。自己的一言一行，乃至身殺大權都是由綁匪掌握。
(團片取自網路，圖為獲救的克莉絲汀)
活命此時是一種恩賜。而當挾持者在此時給予人質關愛與好處的時候。
原本預想會被慘忍對待的未來與此刻的關愛成了鮮明的對比，人質會對挾持者產生感恩的情緒。(或許你可以想像成在皇權時代，你在御前尿了一泡尿，而皇上卻饒恕你沒有把你拖去砍頭那種感激涕零的情緒)
在銀行裡相處的日子，讓人質們相信。雖然此時的歐森握有強大的火力。但只要不過份的刺激歐森，他不會輕易的傷害自己。
只要政府答應讓歐森帶著他們駕車離開，他們一定會全數獲救不受傷害。
而此時嘗試搶救人質的警方反而成了人質”安全獲救”的最大阻礙，只要警方持續的刺激歐森，歐森就有可能為了達成離開的目的而殺害人質。亦或者，在攻防戰中，警方能否分辨自己身為人質而不誤殺。在槍戰中，自己會不會因為流彈而身亡?
相比政府那犧牲少數拯救多數的做法，自己何時會成為被犧牲的少數的恐懼讓人質與挾持者站在了同一陣線，他們反抗著警方的攻堅與救援。
而綁匪也成了善待自己，彼此共患難的夥伴。綁匪並不願意傷害自己，他傷害自己全都是為了威嚇警方。
最後在綁匪被警方帶走之後，人質依舊嘗試著為他們進行辯護。
這個行為不只讓警方感到困惑，就連人質自己也是。
伊麗莎白‧奧爾侖格曾對精神科醫生坦言：「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情緒?我是不是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我不討厭他們?」
事後歐森與克拉克被起訴入獄，克拉克聲稱自己並沒有協助歐森犯案，只是努力的控制事態。
克拉克的判決被法院撤銷，之後克拉克與恩馬克又見過幾次面，兩家結為友人。
而這種人質對綁架者產生同情的情節亦被瑞典犯罪學家尼爾斯·貝耶洛特(Nils Bejerot)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並為大家所知。
(團片取自網路，圖為老年的歐森)
可惜的是克拉克並沒有因此終結他的犯罪生涯，在1975年的3月20日，恩馬克逃離了北雪平監獄。並搶劫了丹麥哥本哈根的一家銀行。
而身為主犯的歐森，被判處了10年徒刑，並於80年代初被釋放。在獄中他接到許多來自女性崇拜者的來信，並與其中一位崇拜者結婚。(並非傳言的與人質結婚)之後他與妻子低調的在泰國生活了15年，並開設了一家超市。
他於2013年回到了瑞典生活，並為當時的搶案公開道歉，他於2009年出版了自傳「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